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以廷杖之说而论明代君权之空前膨胀，其实难以成立。

    那么大明朝的君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既主导行政之决策权，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独c，而由于言路之开放，导致君主又处处受制，只能以表面宽大的“留中不发”手法处理。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君权面对言官们史无前例的激烈抨击而无力处理，只得自我“摆烂”、不予理会。

    这种置若罔闻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这是君权面对过于强大的舆论和道德压力所展现出的无能为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当然，原历史上的朱翊钧与当前的朱翊钧显然有所不同。如果说原历史上的朱翊钧是被文官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给搞得没脾气了，那么现在的朱翊钧相对而言日子却好得多。

    朱翊钧现在处境的“好”，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实学派改革得来的，当然也有高务实凭借这些改革而打出的数次大胜作为加成。

    实学派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富国强兵。从其所达成的阶段性效果来看也正是如此。

    从富国的角度来看，户部岁入相较于嘉靖末年和隆庆朝已经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开支减少了三分之二，驿站开支减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亏损还祸害九边的官营军工大部分关停等等。

    一边是不必要的支出大幅减少，一边是户部岁入大幅增加，这一进一出之间，朝廷的财政体系立刻从濒死边缘恢复了活力。现在这局面，不说完全健康吧，至少不再是病入膏肓的模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强兵的角度来看就更加直观了。原先的京营号称有四十万大军，外界也以为至少还有二十万左右多少有点战斗力，可事实却是百无一用。

    当时的京营到了什么程度？连京中要举行些象征性的仪式需要点卯时，京营都得花钱雇人充门面。真就只在名册上养着几十万大军，但要花的钱倒是一文都少不得。

    现在呢？京营还真就有了三四十万人，但其中三十万左右都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只负责干活、不负责打仗，打仗的事全部交给了六万多人的禁卫军，而禁卫军则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常能打！

    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原本只存在于名册的士兵很快就齐活了，这不是高务实懂法术，而是他懂人心、懂制度。

    实际上，现在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是什么？是京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没错，这玩意虽然挂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名，但高务实其实是搞了个红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扩大版——但却不是人民公社。

    为什么呢？因为京营在大明这两百年下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了——众家勋贵就是京营的“实际持股人”。(这其中的原因我记得本书前期提到过，这里就不复述了。)

    在这个层面上，高务实除非想一步登天搞社会主义，否则就只能激发各家勋贵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革。

    这要怎么改？当然首先要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靠着皇帝本就拥有的大义之名从中分一杯羹——顺便把原本的包袱也甩掉。

    所以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怎么弄的？勋贵们实际控制生产建设兵团，朝廷的戎政侍郎负责全面监督，皇帝再派御马监太监专门监督财务，最后三方分成：全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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