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躬”一般。

    不仅仅是认可，还是授之以“正统性”。

    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这种获取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另一种“深肖朕躬”——行事做派与高拱如出一辙。

    只有这样，实学派内部才会把他当做“高拱第二”，原先与他有些生疏的实学派官员也才会不自觉地变得亲密起来，同时也对他更加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余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势，他的这种余威一旦加诸于高务实之身，甚至有可能对一些中立派官员都有影响。

    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

    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

    落马者虽然倒霉受罚，但推荐者好处已经收过，反正又不追责，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

    痛心疾首的高拱，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史实）

    这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不管本人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至于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以及影响波及的程度。你说没法查？我有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你推荐错了，该办立刻办，该抓立刻抓。

    这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成了倒霉蛋。此人是年举荐五十多人，却冒出好几位坑货。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

    有了这样的重要人物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原历史上，后来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种零容忍的制度。

    不过，比起“滥举”来，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还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早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居然成了律条。

    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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