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性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大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

    这里的“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固然是对藩帅假公济私的揭露，但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若是出于“军用”，是可以置邸“贸贩”的。这是建中以前的情况。两税法以后的例子也有。如文宗开成时汴州节度使李绅“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尽管“议者以与下争利，非长者所宜”，还是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还有“官沽”，即由官府卖酒，实际上一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大和元年（827）江西观察使李宪曾“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这已是藩镇自己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了。刘从谏也曾在泽潞“卖铁、煮盐。”又利用商人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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