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事办得快，那是由于没有距离限制，申时行与高务实达成一致之后，顶多花一天时间就能通知本派系的官员们知晓，接着按部就班举行廷推就行了。

    相比之下，商场的事办起来就没那么快，因为这次商战的主战场远在江南。

    申时行显然不会知道后来有个叫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发家就是靠着信息迅速之故，因此他虽然在与高务实会晤后的次日便派人往江南送信，但却没有太重视传递消息的速度，以至于其门下信使选择了走便民驿路。

    便民驿路是早年经过高务实的《纾驿路疏》，朝廷推动驿站改革后的产物，当时这项改革由郭朴负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进行，一共费时八年才全面完成的。

    而“便民驿路”则正是后一个阶段的改革重点。这项便民驿路改革的核心就是将原本属于朝廷的驿站半商业化。

    此事若详细解释未免太费笔墨，因此大致说一下就好。简单来讲就是经过这次改革，驿站变成了一个有着招待所功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朝廷官员、往来公文以及军情通报等，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第一阶段改革后的标准），由朝廷和相关衙门各自负责各自的部分。

    而与此同时，驿站也开始对民间开放，民间人士只要出示相关文书（以路引为主），便可以使用驿站，享受相关服务——包括且不限于住宿、车马、餐饮等。

    至于价格嘛，相比于可以公费报销的价格要高一点，但依旧会比自行赶路、打尖来得便宜，且安全更有保障——因为驿站的收费是按照高务实的要求明码实价且随时接受举报的。

    不过这项改革当初还曾引起过一定的争议，有不少官员表示半商业化后挤压了他们本有的服务，经常出现驿站房间被占用、车马不足等情况。还有一些官员认为官民同宿不妥，简直“有失体统”。

    但他们显然小看了商业化之后驿站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多驿站后来都自行扩建，通常是扩建民用部分，这就大大减轻了新驿站系统在官僚体系内部遭受抨击的压力，最终定了下来。

    说起来，这项改革还是高拱、郭朴与高务实的一大政绩，因为现在的驿站系统每年花费朝廷的银子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几条主干道上的驿站，甚至每年还能上缴部分盈余给朝廷。

    要不是因为一些边陲驿站民用体系开发不足——如甘肃等地区就始终还在亏损——搞不好现在整个驿站体系都能自给自足。

    不过高务实相信，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大明的商业活性逐渐提高，这个新驿站系统迟早有一天是能够盈利的，只是具体时间说不准，连他也算不出来。

    申时行的门下信使选用便民驿路本来很正常，因为眼下绝大多数民间远行都会这样选择，只是他低估了高务实对信息传递的重视程度。

    高务实有陆海两条信息传递链，海路不必说了，肯定是十分快捷的，不过海路有时候会有限制，如只送沿海地区，如需要风向等等（硬帆船风向不对也能走，但速度会下降）。而在陆路，高务实的优势也非常大。

    因为高务实不缺马。

    作为顺义王把汉那吉的安答、右翼蒙古的降三世明王转世，高务实早就是蒙古马贸易的头号中间商，虽然他本人很少过问这些事务，但曹淦这个当年的马匪头子却把这些边贸买卖打理得非常好，京华根本不缺好马。

    不缺马的京华当然会给高务实十分重视的信息传递留下好马，尤其是从京师送往各地的信，京华的信使虽然也走驿站，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马，一般是以寻常旅人两倍以上的速度赶路，相当于朝廷的六百里加急。

    如此一来，等高务实发出的消息已经送达到上海港和宁波港的时候，申时行的信使才刚刚过了山东，进入徐州境内，几乎就是慢了一半。

    此时，京华坐镇于松江的是京华海港同管兼上海私港主管帅嘉谟——就是当初徽州丝绢案时被高务实拉过来的那位数学人才。

    帅嘉谟由于本身是南方人，所以在天津港锻炼多年之后，被派往松江主持上海港的建设和发展事务，而在前不久又被高务实提拔了一下，加上了“海港同管”一职，也就是所有京华在大明内的海港，他都有插手的权利。

    京华海港主管也是有的，不过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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